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拎不清的公共卫生

参加科学松鼠会的活动“公共卫生——媒体能做什么”,坐在人堆里,越听越觉得难受。公共卫生是左派重灾区,媒体也是,报道公共卫生的媒体就更不用说了。

现场反应完全在我意料之中:大部分人正义感、同情心过剩,常识、逻辑缺乏。可惜,方向错了,再努力也没用:有可能奋斗了一辈子,没有达到目标;有可能达到目标了,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。

我本科专业是公共卫生,第二专业是经济学,之前在咨询公司工作,刚加入一家创业型健康科技公司。作为公共卫生领域少有的明白人,我劝年轻的朋友们听听不同声音。在这些问题上,如果你的知识积累仅限于学校课本、政府文件,那就谦虚一点儿,别在我面前卖弄。

公共卫生的战略方向错了,现场的发言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总结一下,错误有两种类型:为弱势群体争取特权;要政府加大投入、加强监管。

先说第一类,为弱势群体争取特权。

举几个例子:有的人要求政府禁止企业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、强制私人餐馆禁烟、强制交通运输企业为残障人士提供优惠。

他们不明白,上述“就业权”“健康权”“优惠权”根本不是正当的权利,而是不正当的特权。主张特权,反倒害了弱势群体。

A.乙肝歧视

他们的理论是:“乙肝病毒携带者和其他人没区别,既不传染他人又能正常工作,因此企业不能歧视,不能在员工入职时检查病毒抗原。”其实,企业之所以歧视,主要不是因为“担心传染他人”,而是因为“担心一旦发病不能正常工作,还得企业养着”,只不过后者在政治上不正确,说出来会闯祸。前者看似无知,却很安全。

其实,问题根子在《劳动法》。企业如果可以低薪雇佣乙肝病毒携带者,立即解雇发病员工,并且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,歧视立马消失大半。企业越大、越正规、福利越好,歧视就越严重,这完全可以理解。有哪个建筑工地搞乙肝歧视吗?没有!农民工发病,包工头说一句话就可以解雇他。正因为解雇成本低,包工头才不歧视。

一个人生病了,该谁出钱看病?应该是自己,为什么是企业呢?为什么不是邻居、不是他家门口的商店呢?企业就那么特殊、那么倒霉吗?

同理,未生育女性要求与男性“同工同酬”,企业就会拒绝雇佣,因为按照《劳动法》,如果女性怀孕,企业不能解雇,还得养着。女性怀孕了,有义务养她的应该是丈夫,而不是老板——除非肚子是老板搞大的。

所以,“反歧视”在战略上是错误的,“反特权”才是正道。当然,我很赞赏这种行为:普及医学常识,使人们正确认识乙肝,消除恐慌。

另外,关于母乳喂养问题,虽然你们差点儿声泪俱下,我还是觉得可笑。参考文章:

《对杨澜涉乳提案的批评》: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39546

B.禁烟令

我不吸烟,还劝亲友戒烟,当前工作之一还是健康教育,但是我坚决反对政府强制私人餐馆禁烟。要知道,强制禁烟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不吸烟者。

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,政府在公共场所强制禁烟之后,一些不吸烟者失望地发现:仍然有吸烟者无视禁令,公然吸烟。直接上前抗议,可能发生冲突。告诉餐馆老板,他敷衍了事,不敢冒犯顾客。

“Freedom is not free.”维护权利需要成本,而政府强制禁烟增加了维权成本。

设想一下以下场景:

开始,政府没有强制禁烟。

进入餐馆,左边写着“吸烟区”,右边写着“禁烟区”:自然地,吸烟者向左,不吸烟者向右,互不干扰。吸烟者非常清楚,如果去“禁烟区”吸烟,会遭到其他顾客的强烈抗议,老板会管,而且是真管:要么请他去“吸烟区”,要么叫他滚,要么打110。这种情况下,不吸烟者和老板都理直气壮,吸烟者自知理亏,维权成本很低。

后来,政府强制禁烟。

进入餐馆,左边写着“禁止吸烟”,右边还是写着“禁止吸烟”,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就混在了一块儿。老板可纠结了:管,得罪吸烟的顾客;不管,得罪不吸烟的顾客。怎么办呢?管——但是假管。只见老板来到吸烟的顾客桌前,先赔个笑脸,哀求几句,顾客不为所动,老板又回到不吸烟的顾客桌前,耸耸肩表示“我尽力了”。不吸烟的顾客再不满,举拳不打笑脸人。这种情况下,法不责众,便成具文,维权成本很高。

如果老板不执行“禁烟令”,在餐馆左边写“吸烟区”,右边写“禁烟区”,城管马上就冲进来罚款了。一向富于正义感的媒体则集中火力,炮轰餐馆老板顶风作案,危害顾客健康。卫生局、工商局、税务局也非常重视,集体决定:吊销营业执照,以儆效尤。政府、媒体、不吸烟者取得了全面、光荣的胜利,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后来,老板重新开了一家餐馆,左边写着“禁止吸烟”,右边写着“绝对禁止吸烟”。

这下你们满意了吧?

记住,不可能以侵犯一部分人权利的方式保护另一部分人的权利。

餐馆是公共场所,但不是公共财产。老板是餐馆的主人,他有权决定这里可以做什么、不可以做什么。老板如果愿意,甚至可以规定入内就餐者必须裸体、可以互相用鞭子抽打。顾客如果不接受规定,不去吃饭就是。不让老板赚钱,是对其最狠的惩罚。

其次,即使没有政府强制,也会有一些餐馆禁止吸烟,或者划分吸烟区和无烟区。老板只想和气生财,不愿得罪任何人。

假如所有餐馆的所有区域都允许吸烟,不吸烟者又无法接受,就应该自己出资开办禁烟餐馆。只要不吸烟者愿意为禁烟支付足够高的溢价,不愁没有禁烟餐馆。

关于禁烟,我写了好几篇文章。我相信,你们的疑问并不新鲜,不妨阅读以下文章:

《背叛师门——自由主义者当如何控烟》: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39543

《公共场所禁烟——不吸烟者的噩梦》: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39569

《致法律人》: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41975

《答刘育琳兄》: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42015

C.残障人士优惠

残障人士该靠谁提供经济支持?

有人说是企业。“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,照顾弱势群体。”这是一种极其无耻的论调。企业有权为商品和服务定价,甚至可以歧视弱势群体。举个例子,银行有权征收小额账户管理费,谁要是看不惯,就别去那家银行。如果公交车是私有的,人家爱怎么定价就怎么定价。政府无权要求车主对残障人士免费,就像无权要求餐馆对他们免费。

如果政府强行要求企业照顾弱势群体,企业就会歧视弱势群体。

去年回家,看到祖母的老年证,我问有什么用。她说:“政府规定可以免费坐公交车,不过我每次进城都给钱。”有便宜不占,这还是农村老太太么?她解释:“开始几次我用老年证,后来司机见我就不停车了。没办法,我只好拿着钱招车。也不怪人家,车那么挤,老年人不给钱,还容易摔倒。”

那靠谁呢?上策靠自己,中策靠家人,下策靠募捐。趁自己还能动弹,努力工作存钱。平时你对家人好一些,到时家人对你好一些。如果你是孤苦的残疾人,那就努力争取同情吧!如果一个人没钱,又无人愿意为他捐款,那他活该,这只能说明他不值得同情。谁同情他,可以自己捐款,或者劝说别人捐款,就是不能强迫别人捐款。

其他人不欠残障人士的,没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优惠。这是权利问题,不可讨论。但是,我赞赏主动伸手、解囊帮助他们的人,这是美德问题,值得提倡。

“同情”“爱心”以及其它大词、好词,必须用自己的财产表达,否则便是虚伪。

参考文章:

《时事评论速成秘笈》: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39884

初衷是好的,不等于行为能起效果;行为能起效果,不等于可以强加于人。各位同仁,别拎不清!

再说第二类,要政府加大投入、加强监管。

D.公共品

“中央财政今年在公共卫生上支出X亿元,比去年增长百分之Y——万岁!”

政府向个人征税,层层盘剥后进入国库。然后,层层下拨,层层揩油,最后提供劣质的服务。政府“重视”等于“重税”,谁要是为这样的“重视”叫好,就是犯贱或者别有用心。

“什么什么是基本权利,政府需要为弱势群体免费提供。”这是老百姓和公知们的口头禅。在他们眼里,政府是上帝,为福利花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见识太浅薄了,《苏三起解》里的崇公道说:“(衙门)大堂不种高粱,二堂不种黑豆,不吃你们吃谁!”官员不事生产,政府的开支都来自不同名目的税收。

政府的支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:必要支出、贪污浪费、福利支出。如果没有福利支出作掩护,官员们很难将这么多的贪污浪费隐藏在必要支出里,因为和平时期的国防、司法等开支是相当有限的。官员非常希望老百姓要福利,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浑水摸鱼。福利是腐败的基础,反福利是从根本上反腐败。

参考文章:

《免费午餐,小心有毒!》: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39455

或许有人会说,公共卫生和其它福利不同。好吧,说说我的心路历程。

诸位可有这样的心路历程——迈入校门时豪情万丈,在校学习时纠结迷茫,离校工作后痛苦无奈?一些人继续坚守,做着无聊的项目,写着垃圾的论文。一些人毅然离开,做着与本科专业毫不相干的事情,只能安慰自己说:“预防医学的思维方式还是很精妙的!”

预防医学到底怎么了?症结在哪里?

我听过很多答案:政府重视不够;教育体制僵化;学制不够合理;课程安排失当;研究经费不足;部门权责不明;百姓觉悟太差……

这些都是表象。归根结底,预防医学的盈利模式偏了。

一门学科要想立足,首先需要赚钱养活自己。你的产品是否有价值,自己说了不算,官员说了不算,得看有没有人愿意掏自己的钱买。各位同仁,请扪心自问,你的产品能在市场上找到买家吗?

什么叫盈利模式?通俗地讲,就是向谁收钱、怎么收钱。

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护理学、药学都是向患者收钱,通过诊疗费、护理费、检验费、药费……患者自愿掏钱,购买这些学科的产品——这才是安身立命之本。这些学科也有名不符实者,但是整体上看,最优秀的人在做最重要的事——为患者提供更好的产品,并获得最高的收入和地位。

预防医学不一样。我们向官员申请经费,研究发现某种措施对某个人群有益,于是要求官员拨款推动此事。官员掌握的经费不是自己的,他没办法也没资格判断产品是否有价值。在我们这个学科里,最优秀的人在做最无聊的事——取悦官员,因为没有官员支持,就没有经费,没有一切。

为什么不改变一下盈利模式呢?假如你的产品确实对某个人群有益,就应该直接向他们提供产品,让他们自愿掏钱。

街边有小贩卖苹果,要价十元一斤。人们觉得贵,不愿意买。这时他找到官员,说他的苹果营养丰富、口感极佳,要求向人们征税,购买苹果,最后免费发。遇到这种情况,人们一定骂小贩无耻。

同理,你对一群人说,你的产品对他们有益,要价多少。他们觉得贵,不愿意买。这时你找到官员,说你的产品很有价值,要求向他们征税,购买你的产品,最后免费提供——这是不是也很无耻呢?

有的同仁略懂经济学,会说:“我们的产品和苹果不一样,是公共品,就像国防、司法一样,容易被‘搭便车’,只能由政府买单。”预防医学的产品是公共卫生,但它基本上不是公共品。公共卫生最后总有一个物理载体,除了空气、水,其它载体都不容易被搭便车。也就是说,只有烈性传染病防治、环境污染防治等极小部分是公共品。慢性病防治、卫生事业管理、劳动卫生、营养与食品卫生、妇女与儿童青少年卫生、毒理、社会医学、健康教育等都不是公共品,这些学科没有理由让纳税人养活,必须进入市场,自力更生。

你如果想依附识才的官员,实现自己的理想,那就走进了死胡同。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,各位同仁,走出体制,进入市场吧!官员手上的经费有限,我拿得多你就拿得少,难免会伤和气,但是市场商机无限,我们可以开拓共赢!

我有一个梦,预防医学专业的培养方向不再是卫生局长、疾控中心主任,而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企业家、经理人、业务骨干。只有企业才能提高产品质量,降低成本,让最优秀的人做最重要的事,并获得最高的收入和地位。当然,NGO也很有价值。

参考文章:

《致预防医学同仁》: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39928

E.SFDA

我建议,打破SFDA对药品监管的垄断,引入竞争。

有人一听就急:“药品太重要了,一旦出现事故,后果不堪设想,所以只能政府监管。”

设立SFDA,初衷是批准有效的药,否决无效的药。可是,它表现如何呢?程序复杂,成本高昂。一些急需的药通过审批时,疫情早已经过去了。一些预防、治疗、诊断罕见病的“孤儿药”,不堪成本,无法上市。

同时,一些不靠谱的药品却通过伪造数据顺利通过审批。某些官员会暗示:“哎呀,你们的这个药看起来还不错,就是试验数据还不完整,去补上吧!”不管药厂怎么去补,只要不是在指定的公司补的,药监局主要领导都能找出问题。中国最优秀的卫生统计学人才正在伪造数据,你们玩得过他们吗?

引入竞争,立竿见影。药包装上可以是“SFDA认证”,也可以是“机构A认证”。人们如果相信任机构A,就吃它认证的药,后果自负,如果不信任,不吃就行。机构A为了取信于人,只能千方百计增强公信力,否则就会破产。SFDA的头儿都被枪毙了,你们还信任它,不让其它机构参与竞争——这不是贱骨头么?

先写这些,欢迎批评!语言可以恶毒,批评最好具体。

我的微博:@迢书 (http://weibo.com/840415999

我的博客: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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