参加科学松鼠会的活动“公共卫生——媒体能做什么”，坐在人堆里，越听越觉得难受。公共卫生是左派重灾区，媒体也是，报道公共卫生的媒体就更不用说了。

现场反应完全在我意料之中：大部分人正义感、同情心过剩，常识、逻辑缺乏。可惜，方向错了，再努力也没用：有可能奋斗了一辈子，没有达到目标；有可能达到目标了，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。

我本科专业是公共卫生，第二专业是经济学，之前在咨询公司工作，刚加入一家创业型健康科技公司。作为公共卫生领域少有的明白人，我劝年轻的朋友们听听不同声音。在这些问题上，如果你的知识积累仅限于学校课本、政府文件，那就谦虚一点儿，别在我面前卖弄。

公共卫生的战略方向错了，现场的发言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总结一下，错误有两种类型：为弱势群体争取特权；要政府加大投入、加强监管。

先说第一类，为弱势群体争取特权。

举几个例子：有的人要求政府禁止企业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、强制私人餐馆禁烟、强制交通运输企业为残障人士提供优惠。

他们不明白，上述“就业权”“健康权”“优惠权”根本不是正当的权利，而是不正当的特权。主张特权，反倒害了弱势群体。

A．乙肝歧视

他们的理论是：“乙肝病毒携带者和其他人没区别，既不传染他人又能正常工作，因此企业不能歧视，不能在员工入职时检查病毒抗原。”其实，企业之所以歧视，主要不是因为“担心传染他人”，而是因为“担心一旦发病不能正常工作，还得企业养着”，只不过后者在政治上不正确，说出来会闯祸。前者看似无知，却很安全。

其实，问题根子在《劳动法》。企业如果可以低薪雇佣乙肝病毒携带者，立即解雇发病员工，并且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，歧视立马消失大半。企业越大、越正规、福利越好，歧视就越严重，这完全可以理解。有哪个建筑工地搞乙肝歧视吗？没有！农民工发病，包工头说一句话就可以解雇他。正因为解雇成本低，包工头才不歧视。

一个人生病了，该谁出钱看病？应该是自己，为什么是企业呢？为什么不是邻居、不是他家门口的商店呢？企业就那么特殊、那么倒霉吗？

同理，未生育女性要求与男性“同工同酬”，企业就会拒绝雇佣，因为按照《劳动法》，如果女性怀孕，企业不能解雇，还得养着。女性怀孕了，有义务养她的应该是丈夫，而不是老板——除非肚子是老板搞大的。

所以，“反歧视”在战略上是错误的，“反特权”才是正道。当然，我很赞赏这种行为：普及医学常识，使人们正确认识乙肝，消除恐慌。

另外，关于母乳喂养问题，虽然你们差点儿声泪俱下，我还是觉得可笑。参考文章：

《对杨澜涉乳提案的批评》：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39546

B．禁烟令

我不吸烟，还劝亲友戒烟，当前工作之一还是健康教育，但是我坚决反对政府强制私人餐馆禁烟。要知道，强制禁烟的最大受害者恰恰是不吸烟者。

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，政府在公共场所强制禁烟之后，一些不吸烟者失望地发现：仍然有吸烟者无视禁令，公然吸烟。直接上前抗议，可能发生冲突。告诉餐馆老板，他敷衍了事，不敢冒犯顾客。

“Freedom is not free.”维护权利需要成本，而政府强制禁烟增加了维权成本。

设想一下以下场景：

开始，政府没有强制禁烟。

进入餐馆，左边写着“吸烟区”，右边写着“禁烟区”：自然地，吸烟者向左，不吸烟者向右，互不干扰。吸烟者非常清楚，如果去“禁烟区”吸烟，会遭到其他顾客的强烈抗议，老板会管，而且是真管：要么请他去“吸烟区”，要么叫他滚，要么打110。这种情况下，不吸烟者和老板都理直气壮，吸烟者自知理亏，维权成本很低。

后来，政府强制禁烟。

进入餐馆，左边写着“禁止吸烟”，右边还是写着“禁止吸烟”，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就混在了一块儿。老板可纠结了：管，得罪吸烟的顾客；不管，得罪不吸烟的顾客。怎么办呢？管——但是假管。只见老板来到吸烟的顾客桌前，先赔个笑脸，哀求几句，顾客不为所动，老板又回到不吸烟的顾客桌前，耸耸肩表示“我尽力了”。不吸烟的顾客再不满，举拳不打笑脸人。这种情况下，法不责众，便成具文，维权成本很高。

如果老板不执行“禁烟令”，在餐馆左边写“吸烟区”，右边写“禁烟区”，城管马上就冲进来罚款了。一向富于正义感的媒体则集中火力，炮轰餐馆老板顶风作案，危害顾客健康。卫生局、工商局、税务局也非常重视，集体决定：吊销营业执照，以儆效尤。政府、媒体、不吸烟者取得了全面、光荣的胜利，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后来，老板重新开了一家餐馆，左边写着“禁止吸烟”，右边写着“绝对禁止吸烟”。

这下你们满意了吧？

记住，不可能以侵犯一部分人权利的方式保护另一部分人的权利。

餐馆是公共场所，但不是公共财产。老板是餐馆的主人，他有权决定这里可以做什么、不可以做什么。老板如果愿意，甚至可以规定入内就餐者必须裸体、可以互相用鞭子抽打。顾客如果不接受规定，不去吃饭就是。不让老板赚钱，是对其最狠的惩罚。

其次，即使没有政府强制，也会有一些餐馆禁止吸烟，或者划分吸烟区和无烟区。老板只想和气生财，不愿得罪任何人。

假如所有餐馆的所有区域都允许吸烟，不吸烟者又无法接受，就应该自己出资开办禁烟餐馆。只要不吸烟者愿意为禁烟支付足够高的溢价，不愁没有禁烟餐馆。

关于禁烟，我写了好几篇文章。我相信，你们的疑问并不新鲜，不妨阅读以下文章：

《背叛师门——自由主义者当如何控烟》：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39543

《公共场所禁烟——不吸烟者的噩梦》：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39569

《致法律人》：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41975

《答刘育琳兄》：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42015

C．残障人士优惠

残障人士该靠谁提供经济支持？

有人说是企业。“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，照顾弱势群体。”这是一种极其无耻的论调。企业有权为商品和服务定价，甚至可以歧视弱势群体。举个例子，银行有权征收小额账户管理费，谁要是看不惯，就别去那家银行。如果公交车是私有的，人家爱怎么定价就怎么定价。政府无权要求车主对残障人士免费，就像无权要求餐馆对他们免费。

如果政府强行要求企业照顾弱势群体，企业就会歧视弱势群体。

去年回家，看到祖母的老年证，我问有什么用。她说：“政府规定可以免费坐公交车，不过我每次进城都给钱。”有便宜不占，这还是农村老太太么？她解释：“开始几次我用老年证，后来司机见我就不停车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拿着钱招车。也不怪人家，车那么挤，老年人不给钱，还容易摔倒。”

那靠谁呢？上策靠自己，中策靠家人，下策靠募捐。趁自己还能动弹，努力工作存钱。平时你对家人好一些，到时家人对你好一些。如果你是孤苦的残疾人，那就努力争取同情吧！如果一个人没钱，又无人愿意为他捐款，那他活该，这只能说明他不值得同情。谁同情他，可以自己捐款，或者劝说别人捐款，就是不能强迫别人捐款。

其他人不欠残障人士的，没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优惠。这是权利问题，不可讨论。但是，我赞赏主动伸手、解囊帮助他们的人，这是美德问题，值得提倡。

“同情”“爱心”以及其它大词、好词，必须用自己的财产表达，否则便是虚伪。

参考文章：

《时事评论速成秘笈》：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39884

初衷是好的，不等于行为能起效果；行为能起效果，不等于可以强加于人。各位同仁，别拎不清！

再说第二类，要政府加大投入、加强监管。

D．公共品

“中央财政今年在公共卫生上支出X亿元，比去年增长百分之Y——万岁！”

政府向个人征税，层层盘剥后进入国库。然后，层层下拨，层层揩油，最后提供劣质的服务。政府“重视”等于“重税”，谁要是为这样的“重视”叫好，就是犯贱或者别有用心。

“什么什么是基本权利，政府需要为弱势群体免费提供。”这是老百姓和公知们的口头禅。在他们眼里，政府是上帝，为福利花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见识太浅薄了，《苏三起解》里的崇公道说：“（衙门）大堂不种高粱，二堂不种黑豆，不吃你们吃谁！”官员不事生产，政府的开支都来自不同名目的税收。

政府的支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：必要支出、贪污浪费、福利支出。如果没有福利支出作掩护，官员们很难将这么多的贪污浪费隐藏在必要支出里，因为和平时期的国防、司法等开支是相当有限的。官员非常希望老百姓要福利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浑水摸鱼。福利是腐败的基础，反福利是从根本上反腐败。

参考文章：

《免费午餐，小心有毒！》：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39455

或许有人会说，公共卫生和其它福利不同。好吧，说说我的心路历程。

诸位可有这样的心路历程——迈入校门时豪情万丈，在校学习时纠结迷茫，离校工作后痛苦无奈？一些人继续坚守，做着无聊的项目，写着垃圾的论文。一些人毅然离开，做着与本科专业毫不相干的事情，只能安慰自己说：“预防医学的思维方式还是很精妙的！”

预防医学到底怎么了？症结在哪里？

我听过很多答案：政府重视不够；教育体制僵化；学制不够合理；课程安排失当；研究经费不足；部门权责不明；百姓觉悟太差……

这些都是表象。归根结底，预防医学的盈利模式偏了。

一门学科要想立足，首先需要赚钱养活自己。你的产品是否有价值，自己说了不算，官员说了不算，得看有没有人愿意掏自己的钱买。各位同仁，请扪心自问，你的产品能在市场上找到买家吗？

什么叫盈利模式？通俗地讲，就是向谁收钱、怎么收钱。

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护理学、药学都是向患者收钱，通过诊疗费、护理费、检验费、药费……患者自愿掏钱，购买这些学科的产品——这才是安身立命之本。这些学科也有名不符实者，但是整体上看，最优秀的人在做最重要的事——为患者提供更好的产品，并获得最高的收入和地位。

预防医学不一样。我们向官员申请经费，研究发现某种措施对某个人群有益，于是要求官员拨款推动此事。官员掌握的经费不是自己的，他没办法也没资格判断产品是否有价值。在我们这个学科里，最优秀的人在做最无聊的事——取悦官员，因为没有官员支持，就没有经费，没有一切。

为什么不改变一下盈利模式呢？假如你的产品确实对某个人群有益，就应该直接向他们提供产品，让他们自愿掏钱。

街边有小贩卖苹果，要价十元一斤。人们觉得贵，不愿意买。这时他找到官员，说他的苹果营养丰富、口感极佳，要求向人们征税，购买苹果，最后免费发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人们一定骂小贩无耻。

同理，你对一群人说，你的产品对他们有益，要价多少。他们觉得贵，不愿意买。这时你找到官员，说你的产品很有价值，要求向他们征税，购买你的产品，最后免费提供——这是不是也很无耻呢？

有的同仁略懂经济学，会说：“我们的产品和苹果不一样，是公共品，就像国防、司法一样，容易被‘搭便车’，只能由政府买单。”预防医学的产品是公共卫生，但它基本上不是公共品。公共卫生最后总有一个物理载体，除了空气、水，其它载体都不容易被搭便车。也就是说，只有烈性传染病防治、环境污染防治等极小部分是公共品。慢性病防治、卫生事业管理、劳动卫生、营养与食品卫生、妇女与儿童青少年卫生、毒理、社会医学、健康教育等都不是公共品，这些学科没有理由让纳税人养活，必须进入市场，自力更生。

你如果想依附识才的官员，实现自己的理想，那就走进了死胡同。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各位同仁，走出体制，进入市场吧！官员手上的经费有限，我拿得多你就拿得少，难免会伤和气，但是市场商机无限，我们可以开拓共赢！

我有一个梦，预防医学专业的培养方向不再是卫生局长、疾控中心主任，而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企业家、经理人、业务骨干。只有企业才能提高产品质量，降低成本，让最优秀的人做最重要的事，并获得最高的收入和地位。当然，NGO也很有价值。

参考文章：

《致预防医学同仁》：http://tiaoshu.blog.caixin.com/archives/39928

E．SFDA

我建议，打破SFDA对药品监管的垄断，引入竞争。

有人一听就急：“药品太重要了，一旦出现事故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所以只能政府监管。”

设立SFDA，初衷是批准有效的药，否决无效的药。可是，它表现如何呢？程序复杂，成本高昂。一些急需的药通过审批时，疫情早已经过去了。一些预防、治疗、诊断罕见病的“孤儿药”，不堪成本，无法上市。

同时，一些不靠谱的药品却通过伪造数据顺利通过审批。某些官员会暗示：“哎呀，你们的这个药看起来还不错，就是试验数据还不完整，去补上吧！”不管药厂怎么去补，只要不是在指定的公司补的，药监局主要领导都能找出问题。中国最优秀的卫生统计学人才正在伪造数据，你们玩得过他们吗？

引入竞争，立竿见影。药包装上可以是“SFDA认证”，也可以是“机构A认证”。人们如果相信任机构A，就吃它认证的药，后果自负，如果不信任，不吃就行。机构A为了取信于人，只能千方百计增强公信力，否则就会破产。SFDA的头儿都被枪毙了，你们还信任它，不让其它机构参与竞争——这不是贱骨头么？

先写这些，欢迎批评！语言可以恶毒，批评最好具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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